1962年2月下旬，胡乔木由陶铸陪同，驱车中山大学看望陈寅恪。陈寅恪先生49年之前长期执教清华，而乔木同志亦曾为清华学子，虽在校时间不长，未及受业亲炙教诲；曾经的清华因缘，拉近了宾主距离，谈话松弛随意且从容，没有初次见面的拘谨和戒备。
在陶铸向陈寅恪介绍近年来国家经济形势时，陈寅恪不禁问道：为何出现那么多的失误？何以弄到经济如此困难？
乔木笑而作答：就好比在一个客厅里将沙发桌椅不断地搬来搬去，目的是寻找更好的位置，所以就免不了搬来搬去的失误，就好比经历了一场地震一样。
乔木的巧妙比喻，获得寅恪颔首认可。
其后，又谈及陈先生论文稿集重印事，稿集早已寄交书局，惟迟迟未得出版，寅恪不免有所抱怨，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乔木再次笑而答道：“出版有期，盖棺尚远。”
陈、胡对谈，成就文坛一段佳话，却也留下一桩有关陈氏著作“出版无日”众说纷纭的公案。
陈寅恪乃现代中国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认为“就其为中国文化所化而言，则可以说为王国维以来一人而已。”其学术成果代表所在领域的最高水平。1948年中央研究院选举首届院士，陈寅恪为人文院士28人之一。1955年中国科学院选举学部委员，论学术水平，陈为必选人员，但陈以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立场，公开声明不信马克思主义，引发极大争议，最后惊动最高层，以“要选上”一锤定音。
这样一位研究古代历史的学术顶尖人物，又有“出版有期”发自乔木之口，且不管乔木此说是宽慰还是许诺，造访本身已说明被访者的名望地位，其著作出版当不成问题。而实际上，“出版无日”一语成谶，陈寅恪生前一直没有看到自己念念不忘的著作的出版，直到文革结束，方得以问世。
1981年黄秋耘在《陈寅恪先生的几首近体诗》一文中首次披露此中原由，因为“理论权威”康生的横加干涉，使得陈寅恪1960年代初所著《论》未能出版，主要理由是：《再生缘》有些地方写到“征东”，称赞《再生缘》，会影响我国同某友好邻邦的关系。
黄秋耘认为，这一理由根本就不能成立，因为“征东”是历史上客观存在的事实，“当年恩怨久成尘”了，谁也不会去算这些旧账的。元史写到“征东”的篇章比《再生缘》要多得多，难道连《元史》也不能出版吗？黄秋耘因而得出结论，是坏人康生打击排斥好人陈寅恪，使其著作不得出版。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十年后，陆健东在其流传一时的书中，沿用此说，并根据采访当年知情人，进而指出，康生所以从中作梗，是因为康生曾提出造访陈寅恪，吃了闭门羹。此事同样发生在1962年2月间，康生向学校提出想见陈寅恪，校长办公室与陈宅电话联系，得悉陈先生病了，正卧床休息。办公室人员试图说服陈家的人动员陈寅恪接待一下，但没有成功。
康生吃了闭门羹，心有不甘，改向学校提出另见中文系名教授容庚，得遂其愿。康生是在中大“黑石屋”别墅接见的容庚。容庚以古文字学和考古学闻名于世。康生问起容庚收藏的名帖，容庚如数家珍，一一道来，不意被康生猛然打断，说你藏的《兰亭集序》是赝品。容庚一听心中不爽，其早年任故宫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时就以“好辩”著称，性格也是耿直倔强，当下也不以对方是康生而退让，就说我所藏的皆是历年挑选的精品，怎么会是赝品。康生坚持说那是假的，因为解放后他在北京看过。容庚毫不客气地回答：你是解放后才看见，而我这个解放前就已收藏，你所见的那个才是假的！两人因而争吵起来。最后，康、容只得选择一同到容宅一辨究竟来平息争论。康生见到这幅字帖，研审一番后，说了一句：“是值得研究研究。”
临别，康生问容庚需要什么帮助，容庚提出《商周彝器通考》到外地收集资料不便且经费困难。康生答应解决这些困难。数日后容庚手持康生亲笔介绍信与三位助手一道北上，为期三月，行程万里，完成晚年最重要的一次学术考察。撇开康生负面形象，从纯粹的文化人交往的角度，不得不说，这也是一段足以让人津津乐道的文坛佳话。
就这样，在中大校园，在同一日下午，康生心情经历了从阴到晴，品尝到了被拒的羞怒和邀请得到回报的快乐滋味。但康生并没有因有后者而忘掉前者。造访陈宅被挡门外，康生老羞成怒，隐忍未发，其后藉陈著涉及“东征”为由，禁止出版，以为报复。
康生向以内心阴暗，心狠手辣，害人无数，惊闻海内外。访陈受辱，施以报复，诚可谓顺理成章。
然而，历史的顺理成章，除了逻辑的推演，还需要切实的证据。
据《容庚传》，康生是在1962年2—3月的广州会议期间认识容庚的。一次戏剧招待晚会上，周扬将坐在身边的容庚介绍给康生。数天后，便有了康生驱车中大见容庚的一幕。如此，就不是前述康生见陈不遂，改见容庚。
当然，康生见容庚，是专门造访，还是临时起意，在此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陈氏著作出版受挫，原因究竟何在，康生在其中所起因素到底几何，这才是我们所关注和要了解的。
由于此事关乎学术研究与出版史上一节重要史实，涉及文、政两界重量级人物，引发人们的相当兴趣，有关专家学者依据档案资料耙梳整理，辨析订正，拨云驱雾，去伪存真，提出新说。根据《陈寅恪研究、反思与展望》一书所载高克勤、徐庆全、徐俊等文章论述，与陈寅恪著作出版发生联系的是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简称上编所）和中华书局两家出版社，上编所是中华书局的分支单位，又是相对独立的出版机构，两家出版社与陈先生交往的主要事迹如下。
1958年上编所约请陈先生将有关古典文学的论著编集出版，得陈同意。9月6日，陈复信云：“拙著拟名为《金明馆丛稿初编》，若无特别事故，大约可在1959年2月以后8月以前交稿。”59年6月7日，陈致函上编所云：“残躯自去年至今疾病缠绵，以致整理旧稿工作完全停顿。前次拟交稿之期未能寔行，曷胜歉疚。但俟健康稍复，自当继续整理旧稿工作。何时能告一段落，现尚未敢预言也。”61年9月2日，陈复信上编所云：“寅恪现正草钱柳因缘诗释证，尚未完稿，拟一气呵成，再整理《金明馆丛稿初编》。年来旧病时发，工作进行迟缓，想必能见谅也。”
62年3月，陈再次复信上编所云：“又现正写钱柳因缘诗释证稿，已至最后一章，但因材料困难问题复杂，非一气呵成然后再整理旧稿（即金明馆丛稿初编）不可，否则必将功亏一篑也。至旧稿须补正之处颇多，新添之意见及材料非自己动手不能满意。若旧稿未及整理而盖棺之期已到，则只好听诸后人而已。”5月，上编所副总编辑戚铭渠赴粤期间拜访陈先生，又约“钱柳因缘诗释证”一稿，蒙陈同意。回沪后，即将两书约稿合同寄上。因是格式合同，有一些固定条款，陈表示不能同意。5月13日，陈先生致函上编所云：拙稿不愿意接受出版者之修改或补充意见。拙稿尚未完毕，交稿日期自不能预定，字数更无从计算。同时表示，尊处校对精审，本愿交付刊行。但有诸种滞碍，未敢率尔签字。倘能将上列诸项取消，则可再加考虑也。
63年3月，陈先生将整理好的《金明馆丛稿初编》寄交上编所，内收文章20篇。《金明馆丛稿初编》自序云：“此旧稿不拒作成年月先后，亦不论其内容性质，但随手便利，略加补正，写成清本，即付梓人，以免再度散失，殊不足言著述也。一九六三年岁次癸卯陈寅恪识于广州金明馆。”
上编所于当年9月写出审读报告，就稿件涉及少数民族称呼和邻国关系等问题提出处理意见，内中有言作者“从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出发，完全无视封建时代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所进行的斗争，而以婚姻集团、地域关系和宗教信仰作为历史演变的根据。”上编所领导反复审读后，于66年2月决定报请上海市出版局批准出版。此时文化领域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稿件被搁置，出版自是无从谈起。
中华书局与陈寅恪先生的交往，时间晚于上编所。1960年8月初在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组（中华书局为其办事机构）召集的一次座谈会上，中山大学杨荣国教授发言提出：陈寅恪的有些东西可以出版，前一些时候他写了一本《论<再生缘>》，在国内只有油印本，后来流传到香港后，被人别有用心的印了出来，希望中华和他联系，请他拿出来。有一些论文印成一个集子也还有些参考价值。此前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也曾建议中华书局：“是否可把陈寅恪先生散见各报纸杂志的论文编辑成书，出版？”
8月22日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就此请示国务院副秘书长兼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组长齐燕铭，说：（一）杨建议我们考虑印陈寅恪的文集（包括解放前后的论文），杨说陈先生在被批判以后，表示不再授课。如印他的文集，一要不改，二要印快，三要稿酬高。（二）陈研究《再生缘》后，写成一部稿子，以书中主角自况。这部稿子曾经在广东油印，印数少，售价定得很高。后来香港有人把这部稿子拿去出版，书前加了一篇序，说像这样的稿子，在大陆上是不能出版的，等等。陈知道此事后心情很沉重。齐燕铭同日批示：陈文集，要否印，应请广东省委文教部门考虑。
9月16日，金灿然就出版陈寅恪文集事致函杨荣国：此事要经过广东省委请示一下，如省委认为有必要出版，我们可以考虑接受。
12月12日，金灿然再次致函杨荣国：出版陈寅恪文集问题，广东省委的意见如何？并询问：陈寅恪先生最近的政治、思想情况如何？在香港出了“论再生缘”以后，他有什么反应？请写一书面材料，直接送给中宣部许立群同志或者送给我转交都可以。12月21日，金灿然得杨荣国复函，“关于陈的材料，写好后即直寄许立群同志处，请释念。”
1961年1月6日，金灿然请示齐燕铭，“可否正式向陈寅恪约稿？从争鸣上讲，似可以约，但据说他的稿子是不能动的，约了可能有些麻烦。”3月9日齐燕铭批示：可由“中华”提出向陈约稿，只告他文中如有涉及兄弟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因中国古代史常有把这些国家作为藩属和文中带有侮辱话的情形，今天发表，容易引起对方不快），请其慎重注意，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此外问题随其任何论点均不必干涉。
4月中旬中华书局通过杨荣国向陈寅恪先生正式发出约稿函。5月金灿然出差广州，专程拜访了陈先生，提出请其将《论再生缘》一稿修改后交中华书局出版。
62年6月11日中华书局致函陈寅恪先生云：“去年四月十三日，为约请先生编订文集的事曾有专函奉达。嗣后杨荣国同志来京开会，我们又拜托他回惠后代为接洽此事，后得他两次复信，知已蒙先生同意编订，并计划于1963年春完稿后即交我处出版。并云先生将有复信给我们。但事隔近年，迄未见先生来信，未知详情如何，至以为念。因特专函奉询，敬请拨冗惠复，为荷。”20日陈寅恪复函中华书局云：“编订文集事数年前早已允交上海中华书局印行。去年四月十三日尊处来函并未亲自收到。杨荣国先生亦未与鄙人接洽，更无从同意。至于一九六三年春完稿之说，不知何所依据。寅恪现正写新论文尚未完毕，整理旧稿并未着手，且旧稿如将来整理完毕，亦应践前此诺言交与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与尊处无关也。”
中华书局与陈寅恪先生持续两年的交往就此画上句号。这一交往过程，主要是通过杨荣国来接洽的。杨先后任中大历史、哲学两系主任，为学校党委常委。中华书局将出版事宜委托于杨接洽或多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忽略了杨、陈之间并无多少私谊与交往，不是理想的受托人。
据上，可以看出，上编所和中华书局两家出版社就出版陈寅恪著作先后与其发生持续多年的交往，拟定了出版计划。上编所作为地方出版机构政策灵活，竭诚尽力，捷足先登，率先与陈寅恪签订出版合同，使陈著花落上海。63年3月，陈寅恪将整理后的《金明馆丛稿初编》寄交上编所。因书稿内容触及国家睦邻敏感政策，迟迟不能得以出版。
陈寅恪作为顶尖学者“不愿意接受出版者之修改或补充意见”的孤高的学术性格与学术自信，也因此得以充分显现。
1960年代初期的中苏论战，是影响中国政治社会的重大事件。深入了解一下此一时期的国家外交政策，就可以看到国内相关历史研究及其出版受此政策影响的深刻。因为论战，中国的地缘政治发生重大变化，亟需联合东邻朝鲜站在同一战线，共同对付北邻修正主义。而中朝边界正在划界谈判，朝鲜利用中苏矛盾，左右逢源，得寸进尺；为睦邻亲善，获得支持，中国多有迁就隐忍退让，甚至投其所好，忍痛将本属自己领土的长白山天池的大半划给对方。睦邻反映在出版界，前述齐燕铭对约稿陈寅恪的批示，可见一斑。
改开之初，有关当年外交的核心政策及其档案资料属于高度机密，没有对外公开，人们为中朝友谊鲜血凝成这一固有印象所迷惑，对背后双边关系的矛盾复杂和微妙敏感不甚了了。黄秋耘因而以为有关东邻的历史问题“当年恩怨久成尘”了，“谁也不会去算这些旧账的”，得出不确看法。
康生位居中枢，负责意识形态，兼管联络各国党际关系的中联部，十分清楚中国与东邻的利害关系。但目前所见，有关康生涉及陈寅恪著作的史料证据似只有一条，见诸黎之的《文坛风云录》。黎之说：“有一次（那正是郭沫若与陈寅恪讨论《再生缘》作者陈端生的时候），周扬正在教育楼主持部分文艺领导人会议。康生突然进来，站着说：那个’孟丽君’可不能再宣传了，那里面讲打朝鲜，朝鲜方面有意见。他讲完就走了。”
这条史料为陈氏著作出版受挫与涉及东邻敏感关系有关提供了一个旁证，但说明不了这是出自康生的一个报复。因为时间逻辑不对，郭、陈讨论《再生缘》是在1961年，而康生吃闭门羹在1962年。也就是，访陈被拒之前，康生已就文学作品涉外中的大国主义问题发出了警告。康生警告的是作品的类与群，而不是具体单独的哪一个。因此，在没有新的证据出现之前，很难说陈寅恪著作出版受挫，是康生施予的报复。由此看来，直觉与简单的“坏人打击排斥好人”公式，在错综复杂的历史面前，可能捉襟见肘，未必灵效。
最后有两点需要澄清：
一、陈寅恪著作出版受挫的不是《论<再生缘>》，而是《金明馆丛稿初编》。这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陈先生自己已经说明：乔木到访，“谈起我的旧论文稿集起来重印事，”《论<再生缘>》是长文单篇，《金明馆丛稿初编》为旧文稿集。
二、《金明馆丛稿初编》1963年才寄交上编所，陈寅恪何以在62年感叹“盖棺有期，出版无日”？同据《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早在1956年，陈先生就编就了《金明馆丛稿初编》，寄给门生蒋天枢，嘱送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编辑提出，书稿中《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有“黄巾米贼”诸语，有伤农民起义形象，要求改动或删除。陈先生拒绝修改，坚持原作刊行，文责自负，否则宁可不出。双方都不肯让步，致使书稿的出版，拖延数年，不能问世。陈先生清楚个中原由，所以，乔木问及时，才有“出版无日”之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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